1922年7月，上海。

    闷热潮湿的夏天令人困倦，但聚在辅德里625号的12名青年却精神亢奋。

    他们，代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195名党员秘密参加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。自由民主的新世界，在年轻人的热情里展现。

    大会起草了11份文件，其中便有首部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。

    拥挤的石库门里，与会者字斟句酌。8天，3次全体会议；6章、29条的党章等文件，逐条起草、讨论、修改，最后表决、通过。

    1927年底，浙江宁波。

    白色恐怖蔓延，黑色子夜深沉。

    由于工作关系，有个叫张人亚的中共党员接触并保管了一批党内文件，中共二大的决议案也在其中。

    他是一名清瘦的银匠，曾领导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，也曾手书心愿，希望成为“一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”。

   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一晚，宁波霞南村万籁俱寂，张人亚没打招呼地推开家中大门。

    “儿……”父亲张爵谦十分惊喜。张人亚却单刀直入，将一大包文件交给父亲，再三嘱咐他好好保管。

    漏夜相逢，父子俩都没想到这是此生最后一面。

    儿子的托付怎么完成？张人亚的侄子张时华回忆，张人亚闹革命，全村都知道。祖父当时声称，张人亚在“四一二”中身故。“在长山岗上搞了一个坟，放了个空棺材，把这批东西放进去了。”

    墓碑上，张爵谦本想刻“张静泉”——这是张人亚在入党改名前的名字。为了稳妥，他删去“静”字，以“泉张公墓”之名埋藏了儿子的秘密。

    1932年底，江西瑞金。

    5年前与父亲匆匆一别后，张人亚辗转上海、安徽芜湖，继续进行共产党地下工作。

    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，张人亚前往瑞金。

    在苏区，他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。

    长年的忘我工作，张人亚积劳成疾。1932年12月23日，张人亚病故于从江西瑞金去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的途中。此时，他只有34岁。

    “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徒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”，1933年1月7日出版的《红色中华》报上，文章《追悼张人亚同志》这样写道。

    1951年，宁波到上海。

    20多年没有二儿子的消息。寻子，成了耄耋老人张爵谦的唯一牵挂。

    在报上登寻人启事、通过组织关系去找……用尽一切办法，张爵谦只想把空冢里的秘密亲手交还到儿子手中。

    百寻无果。

    儿子是共产党员，他的东西应该属于党！张爵谦把空坟里的所有文件取出，交给上海有关部门。

    这些文件纸页已变脆泛黄，那是历史留下的厚重印记。

保存完好的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》，成为记录二大的孤本文献；里面的中共第一部党章，更是弥足珍贵。

   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品保管部副主任王长流感慨，张人亚和他的亲属都有着“使命重于生命”的担当，“这样的赤子之心，使人感受到信仰的力量。”

    2005年，上海到瑞金。

    交还文献后，张人亚的后人依然未放弃找寻在革命中失踪的亲人。

    2005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张家人在网上一份《红色中华》剪报中发现了张人亚的名字。

    “对我们家族来讲是个很重要的讯息。”张人亚的侄子张时才感慨，几十年的寻找，终于确定了方向——江西瑞金。

    守护者送回了第一部党章，党章也终于寻回它的守护者。